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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刚:奢风鼓荡 唐代的特种工艺镜

  唐代,特别是从高宗至德宗(650~805年)的一百五十余年,铜镜艺术灿烂辉煌。玉成唐镜的因素自有种种,关于造型的丰富、构图的自由、题材的纷繁、原料的精纯、铸造的考究,本文不再缕述,以下,要讨论的是施之镜背的特殊装饰方法,包括螺钿、宝装、宝钿、金银平脱、金背、银背等镶嵌的做法和鎏金。对于唐镜艺术的灿烂辉煌,它们至关重要。

  在当代中国业界,习惯将制作精细的工艺美术品类称为“特种工艺”,故而,本文把以上述方法装饰的铜镜称为“特种工艺镜”。  

  二. 螺钿

  螺钿即在装饰面上,先髹涂大漆,再于漆地上贴嵌蚌片以为图案,然后打磨平滑。这本是古老的漆器装饰方法,已见西周的实物。但若根据考古学提供的资料,用螺钿之法装饰铜镜,不仅应当是唐人的创举,而且恐怕也只见于唐代。在河南与陕西,纯嵌蚌片的螺钿镜已经屡有出土,如三门峡唐墓(安禄山圣武元年,756年)的盘龙镜、 洛阳涧西唐代合葬墓(乾元二年、兴元元年,759年、784年)的人物镜、 西安郭家滩唐墓(贞元十四年,798年)的人物镜。其中,名气最大、也最精美的是洛阳涧西合葬墓里的那面,其图案为二高士弹阮、饮酒,他们携女侍,坐在花树之下、山石之间,天上有皓月当空,前后有鸟鹊起舞,形象刻划细腻,意境清幽深远,显示出唐代螺钿工艺的高水平。

  这几面螺钿镜的年代仿佛,说明纯粹的螺钿镜的流行应在中叶以来的8世纪。唐代的螺钿图案虽会在嵌片上以利器刻划细部,制作已经相当考究,但所嵌蚌片依然较厚。今见薄螺钿最早实啊物为元代作品,而薄螺钿的出现应当不晚于南宋,可惜,目前这仅是文献提供的知识,还有待实物的确证。

  三. 宝装

  “宝装之镜”怎样制作?因有古人记录的实物今已不存,如果仅靠铜镜,显然无法解说。好在考古文物工作提供了宝装漆器的实例。1987年,在浙江湖州的飞英塔塔壁,发现了一件残损的螺钿黑漆经函,函外布满镶嵌的装饰,嵌物以蚌片为主,还有水晶珠和绿玻璃片。“宝装”的信息是由函底的朱书题记披露的,据题记,它是广顺元年(951年)吴越国王太后施舍给天台山广福金文院的四只“宝装经函”之一。 如此看来,所谓宝装就是加嵌了玉石、玻璃之类高贵材料的螺钿。

  这样的唐镜如今尚多,国内已有出土,海外还有传世。出土者如偃师杏园王嫮墓(大历十年,775年)的花鸟镜,其嵌饰材料除蚌片以外,还有绿松石、玛瑙。类似装饰的铜镜在西安唐墓中也有发现,它仍是花鸟装饰,在螺钿装饰的空隙,“嵌有绿、蓝、红色宝石颗粒”,墓葬的年代相信为玄宗至代宗时期。在国外还有收藏,如不列颠博物馆也有嵌红色琥珀之类的花鸟螺钿镜,其直径不超过10厘米,从图案面貌判断,它也是8世纪的作品。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花鸟螺钿镜,琥珀出现在花心,而花鸟纹样之外,则以绿松石为地。

  在这类铜镜中,已知形体最大、图案最繁丽的几面珍藏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,它们基本为繁满的花卉图案,也会辅以鸟兽,拼嵌图案的材料有蚌片,还有红色的琥珀、黄色的玳瑁、蓝绿色的青金石等,珠光宝气,华美之极。但是,日本学者认为,它们属于“平螺钿”,这个名词记录在日本天平胜宝八年(756年)的《东大寺献物帐》里。然而,按湖州飞英塔经函的题记,在那时的中国,这些加嵌琥珀、玳瑁、青金石之类的铜镜装饰应属宝装,而非单纯的螺钿。这应当又在提示,尽管当时的中国、日本文化联系紧密,一旦具体而微,术语还会不同。自然,这个差异不仅体现于螺钿、宝装等名词,还表现在器形,如被日本专家认定为帐内宝物的平螺钿镜,被《献物帐》记为“八角”形,但在唐代中国的文献里,尚未见这样的名称,现在,这种造型的铜镜被专家称为“葵花镜”。

  四. 宝钿

  宝钿采用的也是镶嵌工艺。宝钿镜的确切实物在中国尚未闻发现,不过,在陕西扶风的法门寺寺塔地宫里,获得了有被咸通十五年(874年)石刻《衣物帐》登录的宝钿舍利函,即“金筐宝钿真珠装”的“珷石函”和“真金函”。观察“真金函”可知,若在金属器物上做宝钿装饰,则应为以扁金丝编出纹样轮廓,而后焊接到器壁,再镶嵌饰物。至于“金筐”,则指在花纹边缘一周焊接的细巧金珠。同样做法的装饰还有一例,即西安何家村窖藏的那只金把杯,据此可以推测,所谓宝钿应为“金筐宝钿”的简称。唐代文献中,“宝钿”被常常说起,但对金筐,记录较少,不过,唐诗里还有“瑟瑟蹙金匡”的句子。“金匡”显为“金筐”的异写。